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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國從古至今都是秩序窪地

　　「中國窪地」是一種隱喻，它指的不是中國所處在歐亞大陸東端上的地理低地，而是指和內亞相比，中國在政治秩序和文明上一直是被輸入區域，是技術、文明發和秩序的窪地。中國只能向朝鮮、日本輸出，而無法向西方輸出，這本身就說明了中國政治窪地的性質。

　　這和我們耳熟能詳的「歷史」的看法大不一樣。中國怎麼會是秩序窪地？中國不是四大文明古國且唯一存續至今嗎？中國不是具有五千年文明，擁有燦爛的文化和科技（四大發明）嗎？中國不是只有到了腐敗顢頇的晚清，才在鴉片戰爭所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下，屈辱地衰落了嗎？

　　實際上，上述「歷史事實」僅僅存在一百多年，是由晚清的華夏士大夫階層「製造」出來的神話，屬於事後建構，「中國」作為國家存在至今也只有一百多年，古代東亞從來不存在一個叫「中國」的國家。

　　古代中國史，是被內亞秩序主導的歷史

　　東亞大陸上目前可證的最古老國家，是商周。而商周的出現，是居住在草原邊緣的殷人部落和居住在周人部落，各自扼住內亞通道、憑藉內亞的軍事技術才有機會崛起，整合周圍的華夏部落的結果。其中最核心的技術是馬拉戰車（軍事技術）和祭祀（組織技術）都是來自內亞，經由草原通道而傳播。

　　作者認為，華夏諸國所在的東亞大陸，一開始是沒有能力產生強大秩序的，其文明開端就被來自內亞的政治秩序所主導。而這一幕場景，在後面的千年中一次一次上演。一部東亞大陸的古代史，幾乎等同於內亞主導東亞的歷史。

　　秦國和趙國的軍國主義，是內亞先進軍事技術輸入使然（胡服騎射）。北魏隋唐，本質上是來自內亞的鮮卑國家主導了東亞大陸而建立的朝代。即便是最有中國屬性的宋代，也是建立在晚唐五代內亞武士的殘餘秩序之上。而元帝國和清帝國不用說，則是覆蓋了東亞和內亞的大型超級帝國。

　　在劉仲敬看來，東亞古代歷史上存在一個「蠻族替代模型」。隋唐時期的人口，已非漢魏人口，這個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第一個模型，此後成為東亞古代史常態。時間越來越快，週期越來越短。可以用該模型解釋的政權有：隋唐、遼金、蒙元、滿清，合計累計千年之久，佔了中國史一半以上的時間。

　　其步驟是：一、邊界外組織力量強大的胡人部落，闌入組織力弱、瀕臨崩潰的中國；二、游牧轉為定居，原有的部落結構變為封建結構，長老和武士自動變成領主。三、用儒家士大夫的衣缽掩蓋自己的蠻族出身，用官吏管理順民，武士變成官僚體系的一部分。

　　鮮卑人的北魏隋唐，契丹人和女真人的遼金，蒙古人和滿洲人的元清，都是內亞秩序進入中國這塊巨大的秩序窪地後而建立的政權。同時也因為巨大窪地的文明腐蝕作用，而不可避免地費拉化。所謂費拉化，就是皇權專制大一統制度下的臣民散沙，無組織性，無戰鬥力，技術演化停滯。這些大一統政權一旦封閉鎖國，切斷了內亞的技術輸入通路，就是其衰落之始，只能再次被內亞新來的秩序所主導。當然到了晚清，新的政治秩序來自海上。

　　為什麼貌似落後的內亞可主導東亞呢？

　　而為什麼內亞會主導東亞呢？一則是內亞處在兩河流域文明中心向外擴散的旋轉門上，本身就承受著巨大的技術更新和秩序更迭，從而成為輸出中心。內亞一點都不落後，它的技術更新能力非常強大；二則是內亞的地理形貌，是一望無際、暢通無阻、便於騎馬民族流通的草原「海洋」。

　　在劉仲敬看來，其實有兩個海洋，一個是大航海通道，一個是橫跨歐亞大陸、西至波蘭草原東到滿洲利亞的內亞海洋。在近代西方文明入侵東亞之前，秩序（技術和文明）就是從內亞海洋通道抵達東亞，入侵並主導中國。換言之，歷史上東亞政權被征服、被迫西化（胡化）的鴉片戰爭已經多次發生了。

　　今天的中國，依舊被共產秩序主導

　　近代西方秩序借道海洋而抵達東亞，用所謂的船堅砲利打開國門。這就是西方對東方的軍事技術優勢，而這種技術優勢，在古代內亞則是馬拉戰場、胡服騎射等等。而軍事技術的背後則是政治秩序。近代以來，西方主導中國的秩序有兩種，一直是殖民主義，一種是共產主義。

　　在反帝愛國的宣傳下，我們通常把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視為惡，當然中國的官方教育，則把同樣來自西方（蘇聯）的共產主義的入侵，視為對中國的拯救。然而在劉仲敬看來，無論其善惡，它們同樣都是在內亞勢力主導的東亞天下秩序解體後，一波秩序替代另一波秩序繼續主宰東亞的結果。

　　在劉仲敬的解釋體系裡，晚清以來東亞的政治秩序之所以被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主宰，更能彰顯出東亞乃是秩序的窪地。因為大自然厭惡真空，秩序生產力強的地方，自然而然的就會被秩序生產力弱的地方造成的低氣壓所吸引，導致秩序從一方輸入到另外一方。所以，殖民主義在因為歐戰的因素而逐漸撤離中國之後，只有蘇聯才有辦法填補東亞這塊巨大的秩序真空。

　　共產主義秩序在短短幾幾十年就主宰了東亞的中國、朝鮮和越南，然而，共產主義秩序卻沒辦法主宰歐洲國家。為什麼呢？這裡面隱藏的，就是東亞歷史上從來沒有人提及的大哉問，這個大哉問又和東亞歷史的真相密切相關——那就是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秩序的窪地，而西方的歐洲正是秩序的源頭。
 

作者簡介

劉仲敬

　　四川資中人，生於一九七四年，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，二〇一二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，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。作者目前旅居美國。著有《遠東的線索》、《民國紀事本末》、《經與史：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》、《近代史的墮落：晚清北洋卷／國共卷》等書。譯有大衛•休謨的《英國史》、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《麥考萊英國史》等書。
 

第二講

9、義子體制

但是唐朝的滅亡，並不是中亞武士體系的結束。實際上，後來的遼金元清最初的起源，也都是一個特殊的邊區社會，它們的組織形式跟殘唐的藩鎮非常相似，由小型的部落武士組成，而這些部落武士不必然依靠部落內部的人員，而往往是依靠收養義子的方式，建立一個類似於埃及馬木留克的軍事專業集團。這個專業集團比較突出的體現，就是被朱全忠殺光的所謂魏府牙兵三千人，只要魏府的牙兵不被消滅的話，那麼魏府的節度使是不可能被消滅的，後來穆罕默德•阿里對埃及的馬木留克集團也是採用同樣的手段，通過斬盡殺絕來消滅他們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，那麼這種體制無法結束。

一直到明末，像毛文龍在皮島這個地方，仍然是用類似的方式來維持的。後來袁崇煥殺毛文龍的時候，罪狀之一就是，他讓手下的將領都要改姓毛，當毛大帥的義子。袁崇煥的這種看法和宋代儒家文人歐陽修是一致的。歐陽修修五代史的時候，專門修一個《義兒傳》，批評說：「嗚呼！世道衰，人倫壞，而親疏之理反其常，干戈起於骨肉，異類合為父子。」就是要攻擊那些藩鎮。但是始終攻擊不掉，原因很簡單，這個義子體制，它是有來源的，它在草原部落中是一個軍事訓練體制。舉個不大恰當的比喻，一個學徒到木匠師傅或者其他手工業師傅那去，通過當學徒，學習他的技術，最後變成師傅。草原上的軍事技術也是這樣的，當義子並不是儒家文人所想像的是件可恥的事情，恰恰相反，甚至是一件光榮的事情。如果你不是技術出眾或者在決鬥和其他活動中，贏得了勇敢聲名的武士，原先的部落酋長是不會收養你的。只有你值得栽培才會被收被收養，從而讓你加入軍事兄弟會，而這個軍事兄弟會就是未來統治者的核心。這種在中亞草原上產生的軍事體制，在西亞的伊斯蘭文明和東亞的華夏文明中間，都發揮著異常核心的作用。